龍應台：崇洋或反洋，我們都是別人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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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推薦讀者細看這篇文，這是難得一見的優質思考文章，看得懂這文，思維會清晰，會懂得站高一點看事物。

說台灣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貨品好壞，一加上洋文包裝，就有人趨之若騖。走進豪華大飯店，侍者對外國客人殷勤備至，對自己的同胞卻往往視而不見。有難題存在，總要打上“有礙國際觀瞻”的字號才能得到快速的解決，如果有政客來訪，記者最強調的，是此人對台灣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當年背誦“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險釁”的一代，現在忙著送下一代到英語幼稚園讀“哈羅，你好嗎”。每年夏天一批一批優秀或不優秀的青年乘著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頭腦與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頭。

可是台灣真的崇洋嗎？好像又不是。一個金發朋友在動物園裏看檻欄裏的猴子，旁邊一個年輕人突然大聲說：“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圍的人愉快地大笑。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話不說地走開。認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蠻子的中國人可還真不少。中國菜世界第一，中國人會用筷子真聰明，中國人講禮義廉恥、重倫理道德，西方人卻功利現實、人情澆薄。中國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輕薄隨便，道德敗壞。中國人在製禮作樂的時候，西方人還在茹毛飲血呢！


如果說台灣崇洋的心理很深，那麼“反洋”的情緒卻一點兒也不弱。寫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優點，就得趕忙下個注解：“我不是崇洋！”作為招架之用。“崇洋”這個辭本身就是個罵人的話，表示我們的社會一方麵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麵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這兩種衝突的情緒左右之下，就產生許多奇怪的現象。譬如說，如果某個生在台灣的金發小孩說，“我要作中國人，我不要回美國”，或是哪個傳教士說，“我熱愛中華文化，我把一生獻給中國”，我們的報紙會大加喧騰，每個中國人都覺得得意。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生於美國的中國孩子說，“我不要作中國人”，或一個留學生膽敢宣布“我熱愛美國文化，我要獻身美國”，恐怕很少中國人不氣憤填胸，罵這個人是數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說，別人仰慕我們理所當然，我們卻絕對不可以欽佩別人。這個心理怎麼解釋？


許多父母千方百計地把兒女送到國外，以逃避台灣的聯考製度。這些父母被指責為崇洋媚外。而事實上，在台灣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頭都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希望孩子無憂無慮地長大，可是在教育製度的箝製下，不得不眼看著他眼鏡愈戴愈厚、書愈讀愈死、精神愈逼愈緊張。如果有機會，哪一個父母不希望兒女能逃過這個製度？在這種情況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國，我們不沉痛地檢討教育製度的缺失，問為什麼台灣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來指責，這不是也很奇怪嗎？掙紮在祟洋與排外兩種心態之間，我們有時候就像個同時具有自卑感與自大狂的個人。對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許多人對金發碧眼的人固然是討好賠笑，過度的諂媚，也有許多人特意地表現自尊而故意以傲慢無禮的態度相對。我們的駐外人員有時在簽證手續土刁難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與自大的攪混之下，對事我們就做不到客觀冷靜。在討論台灣種種社會問題時，常發現三種直覺的反應。其一是：“怎麼，老說咱們不好，西方就沒這些問題嗎？”


我可不懂，台灣有的缺點，與西方有什麼關係？難道說，好，意大利也髒，所以台灣髒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汙染也很嚴重，所以我們汙染沒有關係？別的國家有相似的問題，於是我們的問題就可以隨它去？不管西方有沒有類似的問題，我們仍舊得正視自己的缺陷，不是嗎？

第二種反應是：“你老說歐美文明進步，你崇洋！”這種說辭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說歐洲幹淨，那麼正常的反應應該是，第一問，歐洲幹淨是否事實？第二問，“幹淨”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如果兩問答案都屬肯定，那麼第三問：我們如何效法，做到“幹淨“？整個程序和崇洋不崇洋扯不上一丁點的關係。

第三種常出現的反應，尤其來自官方，是說：“那是西方的，不合台灣實情！”這“不合台灣實情”是個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麵罵人家崇洋、一方麵罵人家不切實際，一方麵也擋住了改革的呼求。什麼建議或觀念，隻要加上“西方”的標幟，就容易以“不合台灣實情”來打發掉、而事實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灣實情”，“不合台灣實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灣實情吧？我們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們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灣實情，我們要不要守法？

這三種反應都很情緒化；“我們應該關切的是歐美一些價值觀念或行為值不值得我們擷取。如果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都應該見賢思齊，努力地去“崇洋”。如果不值得，那麼不管西方不西方，我們都不要受誘惑。但是我們若不能清除掉對西方的情緒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義和團式的反洋也好——我們就永遠不可能麵對西方，就事論事，作客觀而合理的判斷。

當一個西方人說：“在台灣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過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國人髒、亂、嘈雜、粗魯”的時候，大概沒有幾個中國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為我知道，當中國人從東南亞或其他地區回來的時候，他們也說：“哇！那邊好落後，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險，上街會被撞死。他們又髒、又亂、又吵，真受不了！”“他們”聽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僅隻西方人而已。這個世界，有醜陋的美國人，也有醜陋的日本人、德國人、法國人，你想，就少得了醜陋的中國人嗎？更何況，聽到別人批評時，正常合理的反應應該是，先問他說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進？在聽到西方人的批評之後，或者因民族情緒高漲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別為了討好西方而快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現。

收音機裏聽到立法委員說：“我們出去考察，發覺歐美國會議員都有助理，我們沒有，害我們很不好意思……”說得理直氣壯，我聽得一頭霧水：因為他們有，所以我們也要——這是什麼邏輯？但是今天好像這個現象很普遍：紐約有地下車的塗鴉畫，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難看。美國有自由女神，咱們也來個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實際。這是心理上的奴隸。反過來，別人出國深造，我偏不出去，我愛國。西方講開放容忍，我就偏講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談尊重個人，我就偏說團隊至上。西方愈怎麼樣，我就愈是不怎麼樣。這，也是心理上的奴隸。我們必須除去這個心魔，才能正眼看著西方——他們反核，我們要不要？他們反汙染，我們要不要？他們有休假製度，我們要不要？他們講性開放，我們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觀冷靜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緒反應的探討，中國人才有可能從西方巨大的陰影中自己站出來。否則，崇洋或反洋，我們都是別人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