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糧的中國：過半省份難以自給東北馳援東南
中國經濟周刊 2013-07-02 專題報道
“誰來養活中國？”1994年，美國學者布朗提出的這個著名命題，就像是一個緊箍咒，時刻刺激著中國農業領域的從業者。
人與地的關係緊張，是中國農業的最大現實：用佔世界不足9%的耕地，養活世界近1/5的人。
在幾代人的努力下，中國的糧食生產保持了快速增長。 1978—2012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了93%。過去的9年，糧食生產的弧線始終上揚，如無意外，今年將會出現“十連增”的豐年奇蹟。
然而，供給奇蹟般的增長，卻仍然趕不上消費的增長。目前，中國基本糧食的自給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給率則低於90%，而所有農產品[-0.62% 資金研報](000061,股吧)的自給率大約維持在80%。
中國人正越來越養活不了自己：城鎮化促進了糧食消費數量和質量的增長；種糧利潤低，使得糧食主產區追求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GDP衝動”從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成為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耕地“18億畝紅線”難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劇、水資源短缺、農村勞動力不足、農業人才流失和青黃不接等問題，直接危及糧食安全。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經合組織(OECD)6月初聯合發布的《2013—2022 年農業展望》指出：“在經濟快速增長和資源有限的製約下，中國的糧食供應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依靠全球農業市場是一種方法，但要滿足每年超過6億噸的糧食需求，中國必須維持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專家指出，“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國不能不將糧食和耕地作為根本來考量。
(注：本文所有統計均未含港、澳、台地區)
糧食保障戰：保供給，保耕地，保環境，保人才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郭芳王紅茹實習生李雪| 北京報導
5月末，從河南南陽開始，40多萬台“鐵麥客”(小麥聯合收割機)轟隆隆地上路，一路向北開進，直至黑龍江的三江平原，大兵團作戰進行糧食收割。每年如此，一直持續到8月。
“40多萬台'戰車'調到那里大兵團作戰，這個規模不得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日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演講描繪到這一場景時，台下的軍人羨慕不已，他們從未有機會指揮過那麼多的“戰車”，亦從未見過那樣恢弘的“作戰”場面。
指揮“作戰”的是中國農民，他們創造了中國自2004年開始的糧食產量九連增。 1978—2012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從3.05億噸增加到5.9億噸，增長了93%。若無意外，十連增或將在今年實現。
“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們的糧食年產量穩定在了1.1萬億斤以上，中國在生產能力的增長上是有把握的。”陳錫文說，這在過去難以想像。畢竟，關於飢餓的記憶，從未從與他同齡人的記憶裡抹去。
然而，即便是在豐收之年，以及糧食安全狀況最好的時期，陳錫文還是憂心忡忡地提醒：未來農業的任務仍將非常艱難。
脆弱的供求平衡
陳錫文的擔憂不無道理。
2012年，糧食總產量達到5.9億噸，但同時，糧食進口也首次突破8000萬噸。加起來，2012年新增糧食供給超過6.7億噸，創下了歷史新高。
過去10年，中國人均農業產出增速達到了3%的年增長率，比全球1.7%的增長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糧食不僅沒有出現明顯過剩，糧食的進口依存度10年間卻從6.2%增長到12.9%，翻了一番。
目前，中國基本糧食(麥類、稻類、粗糧類)的自給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給率則低於90%，所有農產品的自給率大約維持在80%。
“一方面農業在增長，另一方面供給的增長趕不上消費的增長。” 陳錫文說。
這是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的中國糧食供求矛盾。據《中國國土資源報》報導，2003—2011年，糧食生產累計增長33%；同期消費累計增長41%，消費增速是生產增速的1.24倍。
消費增速何來？陳錫文分析，糧食的工業用量在大幅增長，與此同時，城鎮化過程中，每年1700萬農民進城成為市民之後，從農產品的生產者轉成了農產品的消費者，其生活方式也發生很大變化。
這種生活方式的變化突出體現在對農產品的消費差距上：他們從以穀物消費為主，轉而消費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僅以2011年的情況看，對新鮮疏菜的需求，城市居民比農民高出28%，植物油高出24%，肉類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產品要高出兩倍……毫無疑問，這些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糧食進行轉化，間接地導致了糧食需求量的增長。
而在未來，可以預見，無論是人口增加、收入增長、城鎮化以及膳食結構的改變，還是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都將使得生產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
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秘書處和經合組織(OECD)聯合編寫的《2013—2022年農業展望》預測了這一趨勢：未來10年，中國糧食消費量的增長仍將略快於產量增長，消費量年均增速將比產量高0.3%。
陳錫文推算，2010年，中國進口的農產品已經相當於在境外使用了6.3億畝國土面積。按照中國目前的農業生產能力，至少需要30億畝以上的國土面積才能滿足需求。 “但我們18.2億畝耕地轉化成播種面積，大約只有24億畝。(編者註：一畝地如果一年能種植三季作物，即視為3畝播種面積。)缺口在那兒擺著呢，隨著城鎮化繼續發展，缺口還會越來越大。”
“糧食'緊平衡'，這是我們現在的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即使是在實現九連增之後，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相關政府文件，均十分強調糧食“緊平衡”。
所謂“緊平衡”，指的是糧食供求的緊張關係，即基本能滿足需求，但地區之間、糧食的結構之間差異很大，有餘有缺。
在著名雜交水稻研究專家、寧波市農科院副院長馬榮榮看來，這是一種脆弱的平衡，經不起任何風險。 “例如，戰爭、動亂、災難來了，糧食就有困難了。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
馬榮榮所在的浙江省即是缺糧大省。 “上海的糧食自給能力大約為10%，近90%要靠省外調入；浙江只能自給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龍江、江西、安徽三個省份供給；北京、天津、廣東、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馬榮榮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這樣的糧食安全基礎很薄弱。
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糧食供求關係格局，也將是一個長期的態勢。
18億畝紅線上的土地失控
中央的要求是，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當然也有人呼籲，放棄18億畝紅線，以解決中國房價過高的問題及緩解工業用地的緊張。
“守住18億畝還進口那麼多，不守住18億畝會是什麼樣？”陳錫文反問。
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耕地總數不足18.26億畝，已接近18億畝紅線；人均耕地不足1.5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發達國家的1/4。
聯合國對耕地有一個警戒線，人均耕地低於0.8畝的時候會發生生存危機。但目前，全國2000個左右的縣里，有66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於0.8畝。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徐小青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認為，18億畝紅線必須要保住，這是一個硬約束條件。
然而，在過去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保住18億畝紅線一直面臨著較大的挑戰。
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據，1996—2006年，全國耕地減少了1.24億畝。這些減少的耕地大部分發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佔用的稻田。
李國祥研究發現，土地價格越高的地區，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價地區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價地區的耕地流失速度也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
“土地失控！”馬榮榮說，這是當前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 “這些年中央以最嚴厲、最嚴格的政策來保18億畝耕地紅線。但到了縣級再到鄉鎮和村一級，情況並不那麼樂觀，這些地方大多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搞城鎮化、工業化，最難控制的是村這一級，尤以經濟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為甚。”
如今，從蘇南、蘇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過去，已經看不到連片的1000畝以上的農田。而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發生的。 10年前，那裡還是空曠的連片的萬畝良田。現在，良田都變成了房子。
馬榮榮認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控得住經濟發展對土地侵占，則控得住糧食安全是沒問題的，假如控不住，那將很糟糕。 “現在看來，國家從上到下應該說已經基本控制住，但未來經濟繼續發展，騰挪出一部分良田來為經濟發展服務，這個趨勢仍然不會改變。”
“保住18億畝紅線，這是一種理想，但能不能保住，這要打一個問號。”浙江省寧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農業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並不太樂觀，“失去的都是糧食生產條件最好的土地，占補平衡回來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開一點、荒地上開一點、灘塗上再圍墾一點。”
耕地占補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確定的一項耕地保護的基本製度，按照“佔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建設單位必須補充相應的耕地，以保證耕地不減少。
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補平衡政策對糧食安全帶來了極大的隱患。以寧波為例，該市一共有360萬畝的耕地，310萬畝是(種植糧食的)基本農田。 “這麼多土地是存在的，沒有虛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萬畝，剩下的100萬畝占補平衡回來的耕地非常貧瘠。”
李國祥提供的數據顯示，在中國耕地資源中，70%屬於中低產田，且耕地質量呈下降趨勢。耕地水土流失、次生鹽漬化、酸化等問題比較嚴重，由此導致的耕地退化面積佔耕地總面積的40%以上。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耕地質量，好的土地往往用來城鎮化，這對我們糧食安全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在良田被佔用之後，我們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資源跟水資源相匹配的良田來？現在看來，耕地與水資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難解決。”李國祥說，土地和水資源的問題始終是製約中國農業產量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區有大量的耕地，卻缺乏水資源。例如新疆，我們現在把新疆當做後備耕地，解決水的問題卻很難。”
現在看來，這個“後備”仍然是一個相當遙遠的事情。
李國祥最後還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鎮化質量的提高上。 “當前中國城鎮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來怎麼提高城鎮化的質量，盡量地少佔耕地，這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徐小青指出，“關鍵還是決心問題，如果下決心一定要保住(18億畝紅線)，還是能保得住的。”
GDP衝動下的糧食安全隱患
隨著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從最肥沃的魚米之鄉變為最發達的工業城市群，中國糧食的主產區逐漸集中到了北方。遼闊的黑龍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遼寧遼河出海口等地區，承擔起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
2009年，孫政才從農業部部長任上調往吉林任省委書記。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之一，即是確保糧食安全。
像吉林這樣的糧食主產省，全國一共有13個，下轄800個糧食主產縣。
“農業也是政治問題，尤其是對一些產糧大省，中央管得很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絕農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誘惑和衝動。”
自2004年以來，為鼓勵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中央逐步取消了農業稅，同時建立起農業補貼制度，糧食主產區地方政府傳統的“財源”基本上“枯竭”。這進一步加大了區域之間的差距。
根據李國祥提供的數據顯示，僅以黑龍江與廣東兩省為例：2009年，黑龍江省糧食總產量4353.0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1136.2公斤；廣東糧食總產量為1314.5萬噸，人均糧食佔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別是後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龍江省一般預算收入641.7億元，其中稅收收入441.3億元；而廣東省一般預算收入3649.8億元，其中稅收收入3130.6億元，後者分別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為了緩解糧食主產區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中央不斷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財政支持，但這並沒能帶來多數糧食主產區與經濟發達地區財力上差距的明顯縮小。 “國家每年補貼糧食主產縣8000萬。”但李國祥到下面調研發現，“經過層層'盤剝'，最後真正到縣里，大約只剩1000萬。”
農區與工業化發達地區強烈的利益對比，也激發了國家重點農業縣對推進工業化的衝動，希望藉此改變糧食大縣、經濟弱縣的尷尬境況。
“對工業發展的衝動，以中部省份為最。為什麼要搞工業化，為的還是稅收，當然，另一方面也為了提供就業。”李國祥說。
這樣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是對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為了工業化的產物之一。污染會導致糧食質量和產量下降，甚至絕收。
2006年，環保部公佈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土壤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不完全調查，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佔地和毀田200萬畝。三者合計1.85億畝，佔中國耕地總量1/10以上。這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調查數據，而全國重金屬污染事件集中爆發在此之後。
據媒體公開報導，2006年7月，環保部、國土資源部等部委曾聯合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但這一數據至今未曾公佈。
而根據《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中引用的最新數據,中國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總面積的近20%。該報告描述，城郊農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礦區周邊農田遭受礦渣和有害採礦排水污染，工廠周邊農田遭受工廠排放污水污染等問題相當嚴重。
李國祥對《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相對而言，土地污染最為嚴重的是長三角、珠三角；黑龍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為安全，那裡的工業不發達，外資不好引進；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這些年承接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工業化衝動最強。 “那些中部省份的糧食主產區很多都在暗地裡引入污染的工業。當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時制止引進污染工業，還來得及改變現狀。”
但在李國祥的長期調研中發現，地方的環保部門與企業已經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若超標排放，罰完款之後繼續排，執法部門則以罰款支付工資，解決經費問題。 “我到廣東的一個鄉鎮調研，鄉鎮下面的環保政策執法部門一共有30多人，哪有這麼多預算養活他們，就是靠罰款過日子，養活政府官員。”李國祥說，“農業部門關心的是糧食產量，只要產量能保證，其他的則次之。”
中國科學院一項研究顯示，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而減產糧食1000多萬噸。
李國祥不無擔憂地說，如果糧食主產區也像經濟發達地區一樣，普遍地追求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這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維持自給，人從何來？
活在“誰來養活中國”陰影下的中國農業從業者，一直在尋求更好的解決糧食安全的出路。
走出去似乎是一種選擇。
然而，中國農業走出去喊了這麼久，實際情況究竟怎麼樣？現在看來，更多地局限於傳統思維，購買或租賃別國的土地進行耕種。但因為土地問題過於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農藥可能帶來的污染，所受限制越來越大。
陳錫文認為，其實可以拓寬思路，借鑒四大糧商的做法。
美國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國邦基(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這四大糧商被簡稱為“ABCD”，控制著全世界80%的糧食交易量。 “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麼地方是大糧倉，就在什麼地方建倉庫、建碼頭，物流中心建起來，當地農民增加的糧食產量就歸它了。於是，他們掌握了糧源、掌握了貿易、掌握了價格。而我們非要自己去買地租地。”
然而，中國的糧食問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場來解決呢？
首先，全世界糧食供需矛盾突出。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2012/2013年度全球穀物產需缺口約640億斤。其次，每年全球穀物貿易量一般不足3億噸，大豆貿易量大約只有1億噸，兩項合計只有大約4億噸。而中國目前一年糧食消費量已經超過6億噸。 “即使中國有錢，將全球能用於出口的糧食貿易量全部買回來，也不夠吃半年，自己不解決怎麼行？”陳錫文說。
無論如何，中國應維持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
陳錫文認為，未來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 “這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科技創新，需要經營體制創新，需要國家的支持保護，需要形成完善的農產品體系。”
2012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農業科技創新被突出強調。
然而，人才是一個大的瓶頸。
馬榮榮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難招。
“人口的總體流向總是往高利潤的行業去。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高端人才大多進入了房地產、信息、金融等領域。這30年，農業人才嚴重流失，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人們寧願下煤礦挖煤也不願意種田了。挖煤已經是最苦的活了，但還是比種田賺錢啊。”
每次參加浙江省人大會議，其他行業的人便會問，“老馬，你們這樣種田，一畝田有多少收入呀？”馬榮榮說，一畝利潤700塊錢。他們很驚訝，怎麼才這麼一點？ “種一畝花卉利潤是8萬塊，種蔬菜、水果一畝利潤8000塊，工業的利潤則是百萬千萬計，而我們種水稻一畝只有700塊。我幹到了今天，竟連一套房子也買不起。”
這些年，國家出台了兩條政策：提價和補貼，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這個傳統產業，保住這個產業，“否則它會徹底崩潰”。
當然，馬榮榮有信心，人的問題，國家一定會重視。
從“南糧北運”到“北糧南運”，農業中國經千年形成的糧食分佈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間被改變的。
糧食主產區有的還不能自足“最靠得住的還是黑龍江”
在過去的30年裡，曾經肥沃的魚米之鄉——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從傳統的糧食主產區，蛻變成了現代的工業城，那些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北部地區則承擔起了糧食主產區的重任。中國的糧食生產於是向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個省份集中。
至2008年，北方糧食生產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積和產量分別佔全國的54. 79%和53. 44%，南方糧食麵積與產量佔全國的份額則減至45. 21%和45. 66% 。 “南方工業化、城鎮化的速度太快，這導致耕地減少的速度也太快，糧食保障已經靠不住。”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分析，“最靠得住的還是黑龍江，中國50%以上的增產來自黑龍江，黑龍江在中國糧食領域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
李國祥的研究結果顯示，1990年—2010年，中國糧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當前糧食供給有餘的主要是東北區(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冀魯豫區(河北、河南、山東)，長江區(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區(甘肅、內蒙古、寧夏、山西、陝西、新疆)供給平衡略有餘，供給不足的主要有東南區(福建、廣東、海南、江蘇、上海、浙江)、京津區(北京、天津)、青藏區(青海、西藏)和西南區(廣西、貴州、四川、雲南、重慶)。
其中，東北區、冀魯豫區在全國糧食安全保障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東南區、京津區則相反，供求失衡日益嚴重，自給能力不斷下降。這種分化最終導致了“南糧北運”向“北糧南運”的轉變，並且，這一格局在進一步增強。
《中國經濟周刊》採用最簡單的經驗估計法，即糧食總產量/(常住人口×400公斤)，統計出《2012年各省份糧食自給率》。統計結果以人均糧食消費量400公斤來估計全國糧食消費總量而計算的糧食自給率。
結果顯示，自給率最高的是黑龍江，高達375%，接下來依次是吉林、內蒙古、河南、寧夏、新疆、安徽等，大約16個省份的自給率大於100%。一般認為，自給率明顯地超過100%的省份為主產區；自給率大約為100%的省份為平衡區；自給率明顯地小於100%的省份為主銷區。但這個劃分標準並不絕對，自給率超過100%的寧夏、新疆和甘肅，人口較少，但糧食總產量很低，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糧食主產區。
處於糧食主產區的13個省份並非都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供給有餘。根據李國祥提供的數據，自足之外尚有餘的僅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安徽5個省份，剩下8個主產省份趨於僅能實現自身平衡。 “糧食外調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龍江和吉林，內蒙古的糧食生產正在崛起，河南的糧食大省地位則在下降。”
缺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省份。根據《中國經濟周刊》統計，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為最缺糧的8個省份，其中又以上海為最，其自給率不到13%，嚴重不足。
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數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於、甚至遠大於產出比重。
當然，若按照實際消費量與當年供給量計算自給率，這種方法最科學，但實際消費量數據極不容易獲得。在我國，糧食庫存數據是國家機密數據。因此，這種估算在實際中行不通。
區域性供求矛盾 東北馳援東南
在糧食分佈及供給的現實格局下，解決區域性供求矛盾成為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各缺糧大省份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來解決缺糧問題，以保障“米袋子”。
自給率最低的上海，其糧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鄰的江蘇省保障的。然而，隨著蘇南經濟的崛起，蘇南的糧食已很難自足，蘇北地區的供給也很難滿足整個長三角地區。
2004年後，上海與黑龍江省的糧食合作變得十分密切，幾乎每年，兩省市的黨政主要領導均要會面，簽署糧食產銷合作的協議或項目。
2011年，上海在黑龍江虎林建設糧食基地，上海良友集團與虎林綠都良友有限公司簽署糧食合作項目，以投資控股形式參與糧食購銷管理，每年保證50多萬噸優質大米運銷上海，佔上海全年大米供應量的1/5強。
比上海先一步與黑龍江合作的是浙江。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的統計，2012年，浙江的糧食自給率大約只有35%，其餘部分只能靠外調，黑龍江、江西、安徽三個省份是“養活”浙江的最主要省份。
早在2000年初，糧食緊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東北“大糧倉”要糧的思路，在全國率先與黑龍江開展省際糧食產銷合作。
時任黑龍江省長的張左己還承諾，黑龍江要為浙江放開糧食購銷市場，決不搞地區封鎖，不哄抬糧價。
浙江也在採取一些方式力爭自保。 “因為確實也擔心，萬一真的糧食短缺以後，不給運出來。”著名雜交水稻研究專家、寧波市農科院副院長馬榮榮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彼時，浙江省解決糧食短缺的思路是：一方面，將東北的糧食企業引到浙江來加工；另一方面，動員浙江的農民到黑龍江廣袤的三江平原去租地耕種，浙江則不再大規模地發展農業，而是全力投入到工業化中去。
馬榮榮說，浙江人去了黑龍江之後花了很大精力，也遇到了一些問題。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邊所有的土地都能發展你想發展的東西，例如，北方的水不均衡，租賃的土地基礎設施差，好地，當地農民都留著自己種。”不過，還是有浙江的農民留在那裡，最後成了農民老闆。
廣東的糧食自給率比浙江的情況更差。廣東省統計局曾發布《2007年廣東農業農村經濟情況及2008年展望》稱，廣東糧食自給率不足40%，年缺口達2400萬噸，需要從湖南、江西、廣西、安徽等省份調配，是內地第一缺糧大省。這種情況沒有在改善，而是在加劇。
《中國經濟周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2年，廣東省的糧食自給率不足33%。
更為糟糕的是，作為廣東最主要糧食調入來源的湖南，大米正面臨著重金屬污染的威脅。這使得廣東人憂心忡忡，怎麼解決安全大米的來源問題，或將成為當地政府頭疼的問題。
李國祥認為，相對幸運的是北京，供應北京市場的大米主要來源於黑龍江。他認為，遠離高度工業化的黑龍江大米，是相比之下，中國比較安全的大米。
在河南有關人士看來，正是由於保糧任務艱鉅，對農業大量投入，導致河南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緩慢。直至2010年，河南城鎮化率只有37.7%，遠低於全國49.68%的水平，居全國倒數第五位。
5月26日，夏收在即，中原大地普降大雨。
這是一場久違的夏雨，但對於農民來說，連續的降雨又是他們不願看到的。
“還有十來天就要收割了，每天都提心吊膽的，天天看天氣預報，怕出現連續的大雨、乾熱風等天氣。”河南滑縣白道口鎮黃村種糧大戶於同勤不無擔憂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為了實現糧食的連續增長，河南的夏糧承載著巨大的壓力。
“天下糧倉”艱難堅守
“預報晚上有暴雨，馬上就要收麥了，所有人員都下鄉了，防止出現洪澇災害。”5月25日，河南滑縣農業局紀委書記郝廣亮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麥收前後往往是“壓力山大”，最害怕出現重大的自然災害，這關係到小麥一年的收成。
有著“天下糧倉”美譽的河南，用佔全國1/16的耕地，生產了全國1/4的小麥、1/10的糧食，除了滿足河南1億人口的糧食需求和糧食加工企業的原料需求外，每年還向國家貢獻400億斤以上的商品糧及其製成品。
對河南來說，確保糧食生產安全不僅僅是農業大省的責任，更是一項“政治任務”。
2011年，中原經濟區建設大幕開啟，在確定中原經濟區諸多定位時，農業和糧食生產放在首位。在中原經濟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繼續保糧成為河南的頭等大事。
去年，河南夏糧總產量637.2億斤，穩居全國第一的同時，實現了自2003年以來的“十連增”。在這樣的高起點下，繼續保持糧食生產穩定發展，便成了河南今年的重擔。
“目前，河南的糧食產量基數已經很高，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成本持續大幅上升，種糧效益仍然普遍偏低，氣候條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農業防災減災的壓力加大，各種支撐要素已經繃得很緊，持續增產增收的難度可想而知。”豫北一糧食重鎮的一位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直陳“保糧”之艱。
按照“十二五”規劃，至2020年，中國糧食產量需要增加1000億斤，僅河南的增產任務就達到300億斤。為此，河南建設用地指標受到極為嚴格的控制。 “近年來，河南的建設用地每年平均約20萬畝，最少的一年是11萬畝，最多的一年是30萬畝，其中還包括了國家重點項目用地。”河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蘇說。
在河南有關人士看來，正是由於保糧任務艱鉅，對農業大量投入，導致河南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緩慢。數年來，河南省會鄭州的規模，與鄰省的省會武漢、西安等相去甚遠。直至2010年，河南城鎮化率只有37.7%，遠低於全國49.68%的水平，居全國倒數第五位。
而河南大多數產糧大縣，往往是“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 “支持糧食生產往往需要真金白銀，每年的財政收入支付工資都困難，哪有餘力增加過多的投入。”上述豫北官員坦承，支持農業生產往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河南滑縣白道口鎮西河京村的黃國興，是十里八鄉遠近聞名的“農業專家”，他熱愛農業科技，被聘為農村最基層的農業科技員，自己承包了50來畝地，對前來諮詢的群眾手把手傳授農業技術。一到農事關鍵時期，他還利用高音喇叭、黑板報、辦培訓班等形式，宣講農作物種植管理技術要點和病蟲害防治辦法。而縣農業局每年給予他的補貼僅3000多元，“還不夠油費，每天要外出好幾趟，有時候要跑幾十里地觀察病蟲害，了解病蟲害的發病規律。”黃國興告訴記者。
“我們技術員都是包村到戶，經常下鄉，走到哪兒給農民指點到哪兒，還是忙不過來，主要是農業大縣財政困難，經費少、無編制，科技人員相對較少。”河南滑縣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高級農藝師魏鳳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追求GDP使農業政策難落實
近年來，為了“保糧”，河南在耕地保護、農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產田改造、高標準農田建設等硬件方面，不遺餘力地改善糧食生產條件。
去年，河南省政府下發了《關於建設高標準糧田的指導意見》，提出在糧食生產核心區建成一批畝產超噸糧的“百畝方”、“千畝方”和“萬畝方”高標準糧田，確保到2020年河南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定達1300億斤以上，進一步鞏固提高河南省農業和糧食生產優勢地位。
“我們村原來就是一些鹽鹼地，到了冬天白茫茫的一大片，種莊稼收成是很低的。這幾年深翻土地、秸稈還田等技術改造，現在種的小麥畝產都達到了千把斤。”黃國興說，今年秋即將完工的農電水利工程，也將使原來用柴油機器帶動的灌溉的成本，從40元/畝降到10元/畝。
然而，近年來，由於農資價格不斷上漲，種糧效益普遍偏低，農民的種糧意願不斷下降，河南每年有2000多萬勞動力外出務工，“老弱婦幼”成了種糧大軍。
“年輕的孩子們都不願種地，種糧食的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婦女，河南要保證糧食安全，解決今後'誰來種地'問題至關重要，不能出現土地撂荒的現象。 ”河南濮陽南樂縣農業局局長潘玉平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這需要在種糧大戶、合作社和專業服務組織等新型主體的培養中尋求突破，積極發展各類專業化社會化服務組織，這也是提高糧食綜合產能、實現長期穩產高產的關鍵。
據河南省農業廳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河南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3.4萬家，入社農戶達226.49萬戶。
不過，各地農業合作社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亦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有些合作社由於缺乏技術指導，僅僅是實現了規模化種植，粗放的管理並不能實現糧食的增產，甚至由於缺乏技術監督和製約，出現了一些假種子、假化肥導致農戶受損的事件。”魏鳳梅認為，對這些合作社需要加強管理，在技術上把關和監督。
此外，一位縣級農業部門的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目前農田水利建設等涉農資金分屬水利局、發改委、土地局等不同部門，各部門自行製定規劃，標準不一，各自為政，對於一些示範田，重複建設重複投資，而偏遠的地方很難惠及，各個部門由於利益等因素，很難有效整合涉農資金。
而考核機制的問題更是令農業生產處在尷尬的弱勢地位，“現在的考核機制是以GDP為主的政績觀，在一、二、三產業的考核比重中，農業所佔的比例微乎其微，各地政府都是忙著大力招商引資，很多農業政策只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雷聲大雨點小，很難真正對農業生產重視，也很難落到實處。”上述官員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