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祖康 VS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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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人語
鍾祖康 VS 中國人

2010年03月11日 壹周刊 第 1044 期

香港人很有趣，很多明明年近三十，已算大叔、中女，偏偏開口埋口：「我們這些八十後……」本來無甚特別的身份，也可以引以為榮，幾乎要印在名片上面。我們渴望身份，可能因為不想承認原來的身份——中國人。

「六十後」鍾祖康大嘆不幸生為中國人，於是討了個挪威老婆，娶雞隨雞，移居番邦，大做挪威姑爺。正當別人出版《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他反其道，著書《來生不做中國人》、《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中國，你憑什麼？》

金句包括：「若中國人肯用花於推廣纏足或研究酷刑的十分之一的精力用於解決同胞挨凍的問題，就不會有那麼多中國人要飢寒交迫了。

「有人要斥資百億送人上天，但希望工程的失學小孩還是在等待香港同胞的捐輸。
「基本上任何殖民統治，相對於中國人的統治，都是較可取的。

「台灣人要求獨立的最重要也是充分的理由，就是擺脫暴政，就如法庭也會把虐待子女的父母跟被其虐待的子女隔離那樣。

「我有時想，要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獄這兩個地方，說不定那地獄之門砰然打開後，他媽的原來就是中國。」

自言愛國嗎？「我都想中國好，但『愛國』二字好老套。中國是屢犯不改的積犯，你會愛上一個積犯麼？」四十五歲的鍾祖康說。


「我覺得釣魚台應該交給日本，中國只會搞砸。開發時會造成好大破壞，要有好多修復工程，日本人怎樣對待環保？你（中國）怎樣對待環保？怎樣對待野生雀鳥？」

「中國人發明造紙、印刷，卻沒有言論自由，每天只刊登誰遭斬頭；發明指南針，卻沒有航海自由；發明火藥，外國用來建路築隧道，我們造炮仗嚇鬼。高錕發明光纖，促使互聯網出現，中國卻限制上網，跟當年蔡倫造紙一樣，發明的是你，限制使用的也是你。」

泡洋妞，養番狗，不是個個港燦辦得到，十多年前，鍾祖康跑到沙田道風山挪威人宿舍探望友人，便是火車站旁的十字架山，沒多少人知道這是北歐佳麗集中地，他便認識了現時這個挪威妻子，可惜現已關門。

我拍拖兩個月便結婚，我覺得拍十年拖才結婚是廢話，華人都是這樣，拍到沒有漣漪，完全無愛，便找個方法拖下去，這不合乎人性；人性是愛時結婚，不愛便分。

鍾尚志也娶了個挪威妻子，我老婆認識他們兩夫妻，我覺得鍾尚志很有智慧。（因為討了個挪威老婆？）因為他體會人生，不讓自己太忙啊！

如果你（記者）沒有女友，當然找個外國人，易搞嘛，香港女孩子麻煩到暈，男女都煩。我太太比我高了幾吋，其實我所有女友（港女）都高過我，她算高得少了，最高紀錄高我半呎，既然她們不介意，我何必介意？我告訴你，外國人好少介意高度。雖然好少中國男人配外國女人，但不是洋妞不喜歡中國男人，只是中國男人沒有自信，擔心駕馭不到，（哪方面？）關係啦，其他我不作評論。

如果有個金髮藍眼的挪威人阿凡達臭皮囊，他會竄進去，將黃皮膚軀殼拿去堆填嗎？

隨時會，幾大可能。洋人跟中國人吐痰也不同，中國人的痰好大口，刻意用勁去吐，否則會落在自己身上；別以為洋人不吐痰，只是不像中國人污穢，他們口裡不舒服時吐少少，其實是口水。（吐痰也要褒獎洋鬼子？）是事實嘛，始終身弱才多痰，洋人身體總比中國人好。

婚後在港住了幾年，六年前起定居挪威沿海城市 Stavanger，替政府當顧問，調查跟挪威合作的中國企業可有違反人權、環保。說到這裡，讀者可能大罵這個人是漢奸；訪問這天，記者也問了他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沒有出賣國家，反而嫌自己揭露得不夠，批判太少，只是一般人擁護太多，覺得我說「來生不做中國人」好過分。我問你，如果再有機會，你願意再做中國人嗎？答願意的便是白痴，有被虐狂，你是苦行僧麼？你是委身的傳教士麼？你只是凡人，受一世苦不夠，還要再來一次？我來生不想再做中國人，才是正常。

身為中國人，算你不好彩。

我是否漢奸？我沒有這個概念，「漢奸」二字本就不清不楚，漢奸出賣漢人，卻不出賣蒙古人、苗族？你說「中國奸」麼？我只說自己是中國的批判者，「奸」涉及利益，不理人死活，我沒有不理人死活，我想中國好。

（希望推翻這個政權？）十年前我這樣想，現在愈來愈少，推翻中共無補於事，你看歷史，中國早在共產黨之前已經好有問題，婦女纏足千多年，男性也慘，是皇帝下面的奴才，男人的奴才是老婆，老婆的奴才是侍婢，侍婢的奴才是轎夫，一層壓一層，人人都有發洩的活塞。



「八十後」金鷹（曾浚瑛）早前到羅湖投案，願與劉曉波共同進退，被公安搜出三本書：托洛斯基的共產主義書籍被丟在地上；長毛的《波政不分》被傳閱了一會；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最受注視。



他建議香港公務員減薪，毋須以高薪吸引精英，「管治一個社會，不必強調精英，以前挪威有一個部長本是木工。社會有民主，上了軌道，便不用專精。」

中國化


「我十七歲那年，媽媽問我，她應否離開，我說這時走已經算遲。自此父母分居，但沒正式離婚，畢竟他們從沒正式結婚。」

鍾爸爸便找子女發洩，他是農民，沒有讀過幾年書，「我爸爸是中國文化一部分。」鍾祖康不滿中國人，起源便是爸爸，「這是其中一個重要起步，之後我再看中國歷史。」

爸爸隨意拿起藤條便機關槍式亂打，打到藤條也爛了，以現時標準算是虐待，我不覺得我有錯，打了我便是我錯。家中管束極嚴，我放學後不准去任何地方，不准探望任何人，不准去游泳，立即回家報到，返回監倉。我十一、二歲時，一次放學後，跟同學跑上學校後山，讓爸爸知道了，大鑊，先打一輪，再將我脫個精光，要我罰站，讓家人看，當時我已懂事，印象好深。

這是具體例子，還有無數瑣碎事，因為中國人是羞辱專家。西方走向罪感文化， guilt culture，強調原罪；中國走向恥感文化， shame culture，所以很講面皮，要令人沒面子，你在街上也看得見，羞辱自己的孩子，嘲笑、嘲弄、羞辱，從而讓人學習，所謂知恥近乎勇。

這樣去扭曲一個幼弱的心靈，摧毀他的人格、人生，之後好難建立回來。我建立了，我分析之前所受的，然後平反，否則苦是白受。受苦不是絕對的慘，受苦之後不知受過，這才叫慘。

精神也受虐待。媽媽來自大家庭，但是反叛，為了給父母好看的，好不幸跟了我爸爸，闖下大禍，夫妻天天吵架，搞到子女好煩，超級精神虐待。爸爸不想我們跟媽媽好，媽媽也不想我們跟爸爸好，我可怎樣？一次爸爸買了一把牛肉刀回來，追斬他的老婆，我們幾兄弟姊妹制服他。

一次我問爸爸，為何帶我來這世界？這種生活令我立心逃避，努力讀書，終於考入中大，入住宿舍，跟家庭講 bye bye。一放長假，別人立即回家，我死守宿舍，一個人毫不孤獨。當時有個同學是孤兒，別人投以同情目光，我卻非常羨慕他。

過去的事好難遺忘，除非患上柏金遜症，但可諒解，父母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他們只是中國文化大傳統或小傳統之下一個無意識的繼承人，以往中國人這樣做，他們繼承，沒有反思能力。
我粗略估計，起碼五成中國父母不適合生小孩，哪怕是受過教育的，但好不幸，中國人父母非常喜歡生兒育女，這不代表他們愛子女，只是有其他任務要完成。

去中國化

中國人這個「孝」字害死好多人，講權威講輩分，不講道理，父母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沒我便沒你。從另一角度看，小孩沒有要求來這世界，是你多手弄他出來，你有責任讓他幸福。

我覺得養兒是單向的，要子女養還父母，並不健康，這是政府的責任，只是中國不知亂撞還是有意，發現孝這回事節省政府資源，要子女搞定父母退休後的生活。政府超級小，家庭必須大，接濟自己人，家庭問題便複雜，也功利化，互相糾纏。

如何達至福利社會？通過財富分配，稅制要大改，所有文明國家稅率都不止 15%。回歸時好多制度可以大改，沒改，例如公務員薪金高到變態，例如稅制。

財富分配，自由經濟派饒他不得；說到加稅，香港人更會拿他血肉凌遲。

我一個人被擲雞蛋，擲死老鼠，小事，總要有人做啟蒙運動。如果我是曾蔭權——（身高的確相若！）智慧尚有距離，道德更大距離——如果我是他，首先自己減薪到五萬，沒有人願意吃虧，所以一定要有人先踏出吃虧的第一步，幾萬元夠他花了，如果不夠，低下階層阿嬸幾千元怎樣生活？如此一來，公務員自然跟隨。

近日新聞說，香港 99%中學有學生吸毒，我覺得好正常，低下階層生活艱難，根本沒有希望，不吸毒不正常。好多人分析過，為何晚清那麼多人吸毒，苦悶嘛，看不見希望。魯迅說過，人犯罪，因為社會逼到他們不犯罪不可，你說吸毒的人有病，其實社會有病，人沒路走，高官月入幾十萬，你爸爸賺幾千，等於奴隸，家庭沒有幸福。

現在吸毒的小孩，他們的父母都曾經是問題青年，現在是問題老年，一生就這樣過去，他們怎懂得愛你？他們也想摟住你，從青衣南橋跳下去。

很難改變中國，你不讓中國改變你，已屬幸運；保住名節，保持香港接近國際社會的文明價值，已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

大陸發展水平低過香港，由小學生管中學生，人類社會不容許這種發展。香港的三權分立沒有一百分，總有八十五分，但大陸要求三權合作啊！香港不是世界第一，但總算半開化，是隻猴子，大陸卻是隻豬，試問豬怎管得着猴子？



過年回港，讓父母看看出世不久的孫仔孫女，「這是出於人道主義，幾十年來他們叫我做的，包括專心賺錢，我一概不聽。」大學畢業後當過社工，也跑過新聞，曾在《蘋果》工作，「這些人物訪問，我做過。」


九九年在挪威行婚禮，半年前誕下龍鳳胎，「中國人兄弟姊妹之間也要按年齡性別排輩，必須說『哥哥』、『弟弟』，我覺得好討厭，英文只有 brothers、 sisters，我的兒子比女兒早了十分鐘出世， 別人問起，我說一般大小。」（圖片由鍾祖康提供）

撰文：陳勝藍
攝影：郭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