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2011年4月14日 星期四 05:05
【明報專訊】根據統計處數字，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數目（包括第一類嬰兒——父親為香港永久居民，以及第二類嬰兒——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由 1991年的5000左右上升至2010年4萬多，內地孕婦來港所生嬰兒在2010年已佔全港出生嬰兒的46%，但本地孕婦產子數目在2010年為4.8 萬，還未回到1991年的6.3萬水平，減少了24%。
另一方面，分析她們的教育水平，圖一顯示，第二類內地孕婦（即丈夫並非港人）的教育水平與本地孕婦不斷拉近，在2008年度擁有專上程度的各佔 40%，這百分比與本地父親（不論太太是內地還是港人）及內地來港父親接受過專上教育的比例非常接近。職業方面，超過六成的第二類內地孕婦從事較高級的職業如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相對本地孕婦的情况則不足五成。
內地女性在私院產子數目激增
再者，圖二顯示，在1998至2010年，11年間香港孕婦在公立醫院產子數目一直維持3萬名左右，雖然內地孕婦在公立醫院產子從2003年起有明顯增加，但近年仍徘徊在1萬名左右，最關鍵是內地女性在私家醫院產子的數目有超過12.5倍增長。
在2010年期間，內地孕婦在私家醫院產子則有3萬名，假若以平均5萬港元為基本消費，私家醫院起碼已有超過15億進帳，實是利潤豐厚的產業。因此，私家醫院才願意以高薪厚祿向公營部門挖角，而一些公立醫院婦產科醫生也難以再承受沉重的工作壓力而選擇離開，投入私人市場以爭取更大的收入回報。
公院婦產科沉重負擔主因
公立醫院婦產科沉重的負擔，主因不是在公院出生人數大幅增加，乃是婦產科人手相繼離開後，又未能及時填補空缺，造成青黃不接，其中資深醫生和助產士流失，亦影響了公立醫院的培訓，再加上政府對於留守於公院同事的訴求沒有積極回應，才引起那麼大的迴響，香港整個婦產科無論在技術和科研方面都不能因這契機不斷持續發展和提升，十分可惜。更甚者，在未有足夠醫護人員的配合下，面對巨大負荷，會影響產婦和嬰兒的安全和服務質素的妥協。
對私人經營者來說，產子只涉及三數天的服務和一筆可觀的收入，但當嬰兒出生後，根據目前《基本法 》的規定，他們自動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有權使用香港的醫療、教育及其他社會服務，因此，大多數出現問題的嬰兒都會送到公營的初生嬰兒深切治療病房及接受日後的醫療服務。據筆者了解，一些出生後返回內地居住的兒童，都會在假期間回流使用本地的醫療服務，但因為他們不是常住人口，不被納入編制資源考慮之內，對一些北區或沿鐵路線的醫院構成不少壓力。
正如《明報》的社評所言，分娩壓力已溢出產科，產子和其他醫療事件相比，這不是單一的醫療事件，是有連帶的影響。現在各方面的反應成為香港社會情况的照妖鏡，顯示什麼是好 (Good)、壞 (bad) 和醜 (ugly)。
好者是指那些仍然堅守崗位、繼續在公共醫療系統服務的同事，為所有分娩人士提供安全和有素質的服務；壞者是指政府缺乏長遠規劃，使到一個原本可以減輕本地人口老化及吸引高質素人士來港定居的契機，變為另一件進一步分化香港社會的壞事；醜者是指本地某些私人協助內地婦人產子的經營者，沒有考慮整體社會的責任，只顧賺取豐厚的利潤，他們自私的行為實叫人失望。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最終總需要有人付鈔，在少數私人經營者賺得不亦樂乎之際，其實整個社會均需要為此而付上極大的社會成本。
政府需要介入和干預
筆者有如下的提議：
(i) 政府作為全港私家醫院的發牌和監管機構，當然需要介入和干預，促使私家醫院產科改善質素，檢視每家私家醫院產科的醫療質素保證機制，使之符合病人利益，限制產科床位的設立。
(ii) 要求內地市民為初生嬰兒購買醫療保險，減少出現問題嬰兒轉送公立醫院「執手尾」，有助減輕公立醫院兒童深切治療病房的壓力和財政負擔。
(iii) 政府需要制訂有效的方法使內地人來港產子是有秩序的，並以不影響本地產婦的服務為大原則。
(iv) 主動聯絡這班生力軍，了解其去留，做好預備工夫。
涉人口政策 需作長遠規劃
以時尚名店購物為例，店內人數達到某水平時，也需要限制人流，所以，無論是旅客或是內地孕婦產子，香港不需要薄利多銷，否則會影響對本地人的服務。現在本港很多地方已逼得水泄不通，內地人士增加對香港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卻給一小撮人啜乾了，包括舖位業主或經營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相關產業的人士，社會絕大部分人不單不能分享經濟成果，卻要承受所帶來的後遺症。香港不需要提供廉價服務，需要高素質和提升本身技能的產業。
最後，內地孕婦來港分娩涉及人口政策，需要仔細研究並作出長遠規劃。當局必須以確保本地孕婦的福利為原則，並以照顧本地孕婦及嬰孩為優先考慮，做好培訓醫療人才的工作，使內地孕婦有秩序來港，減少社會對新移民 的歧視與偏見，各持份者不可以單顧個人的利益，忽略整體的福祉，才可以建立一個有素質人口組群，面對未來的挑戰。
作者為：葉兆輝教授、張筱蘭研究助理教授 (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 、羅智健研究助理教授 (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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